我在北大学考古正文卷第284章：就是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拜访过容商二老以后，在还没有正式投入河宕遗址的编写报告的时候，苏亦忙里偷闲，抽空梳理二老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这类型的文章写作，苏亦之前就写过唐兰先生生平与学术成就，已经拥有一点的经验，不算菜鸟了。
然而，苏亦不打算按照之前写《天下谁人不识君——唐兰先生生平及学术贡献》的文章模范来书写，他打算提升一些文章难度，直接把容商二老放在一块比较，有点类似于之前写《朗达玛灭佛与唐武宗灭佛之比较研究》。
还拟定了一个《从书法篆刻到古文字学大家——容庚、商承祚并论》。
他也没打算要投稿，就是先写出来，算是一个阶段性学习的总结成果。
容商二老，要论学术成就，肯定是容老更大，因此，苏亦先把容庚先生放在前面论述。
要研究容庚，就必须要了解其生平。
他出生于东莞，前世，这座原本平平无奇的城市，因为某个伟大的事件举世闻名，其实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东莞并非一座暴发户的城市，衣冠南渡，氏族南迁，东莞文风渐浓，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公私学馆众多且体系完备。
仅在容庚出生地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就设有传统学馆18所。
容庚更是望族子弟，当然，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四舅邓尔雅。
其意义类似唐文治之于唐兰。
邓尔雅在美术方面，可以说是全才，诗、书、画、印兼通，尤善治印。刻印在南方卓有声誉，名震一时。
实际上，邓家治印到邓尔雅已经传了11代，邓尔雅曾说，「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
容庚少时随邓尔雅学治印，治印需习字，于是容庚就由印及字，对金石古文字的兴趣大增。许慎的《说文解字》、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等，都是容庚时常翻阅的书籍。
实际上，苏亦也是这样过来的。
相比较容庚，苏亦的「小学」是由奶奶启蒙，治印则随爷爷，也算是家学。
中学毕业以后，容庚在东莞中学执教，花了6年的时间完成《金文编》4册初稿，这也是他学术之路的敲门砖。
罗振玉就是因为这书，把他推荐给马衡，马衡看过《金文编》后，决定不予考试，破格录取他成为北大国学门研究生。
读研期间，他继续完成《金文编》，这书也成为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一毕业，《金文编》就在罗振玉的赞助下成功出版。
一出版，就让他扬名学界。
当年，能够出版专著的学者，凤毛麟角，别说20年代，就算是七八十年代，有代表作的学者也极少。
容庚毕业，顺利留校在北大执教，第二年被聘请为燕大的襄教授，后擢升为教授，主讲文字学，又开设了金石学、甲骨学、考古文字学、简体字等课程。
这就是容庚执教生涯的开始。
后来，抗战爆发，燕大保持中立并没有南迁，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41年日方关停燕大。
42年的时候燕大在成都复校，因为各种原因，容庚去了伪北大执教，成为宿白先生的老师。
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他人生一大黑点，抗战胜利，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直接就清退当时的伪北大教员，也包括容庚。
他想要抗争，却不成功。
当时，容庚还直接在《北平日报》上发表的《与BJ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上就无奈地表明：「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出而任教，余之责也。策日寇之必败，鼓励学生以最后之胜利属于我者，余之责也。」
其实，公开信很长。
他的理由也不止上面这些。
他说，燕大在成都复校，已经很多名同事过去，八妹容媛也过去，他留在北平是有原因的。
第一、他觉得日寇必败，无劳跋涉。
第二、他认为自己喜欢整理却缺乏想象，没有书本没法写作。
第三、他觉得自己二十年来搜集之书籍彝器，世所希有，未忍舍弃。
第四、他认为自己素性倔强，可以证明自己的坚白
此外，他还觉得北平沦陷，政府军队仓皇撤退，根本就不给人民内迁的机会。
还说自己受到不少的伤害。
还说自己有子女学生要教导。
当教师是责任。
他在伪北大是教授学生跟在燕大一样负责。
还例举自己这些年取得的学术成果。
还说，以梅原末治为团长的日寇调查团，打算沿着平汉线作文化史迹调查，自定县起至开封，行程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这事被他写信叫停了。
还说，自己在北平挨饿受苦，无愧于国家。
傅斯年不能开除自己。
结果，这封公开信一发出来，好多人都觉得容庚是书呆子。
这部分历史，很多关于容庚先生的纪念性文章或者研究性文章都没有提及，有的是刻意忽略，有的是根本不懂。
但不管如何，苏亦觉得自己应该要写下来，当然，大部分人都是「子不言父名，徒不言师讳」，真要有机会发表这文章了，苏亦觉得这段文字肯定要删除的，不然对太不尊敬了。
容庚的写给傅斯年的公开信，并没有取得该有的效果，他还是被北大开除了。
被开除以后，他被李宗仁邀请到广西大学执教，因未开学，同年7月4日，接到岭南大学聘书，聘请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而东归广州，主讲「中国文字学」和「说文」等课程，兼《岭南学报》主编等。
后来，中大跟岭南大学合并，他才转入中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
这就是容庚先生的执教生涯。
他的学术成果，也跟他的经历有关，早年间的因为篆刻而学古文，到专门从事金文研究，都与之息息相关。
除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外，容庚对于汉字的简化与改革是有着突出贡献。
早年间，他还是钱玄同发起的「汉字革命」的支持者。
因此，他提出了两种简化汉字的思路：
第一、应用六书之例以造简字。
第二、制定两字以上合成之简字。
他的「简化汉字方案」跟钱玄同的「汉字简化」、傅斯年的「废除汉字」、赵元任的「通字方案」、于右任的「标准草书」，以及整个20世纪初形形色色的「汉字拉丁化」或「推行世界语」等方案一样，都是对现代中国文化焦虑的一种应对。
其实建国以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是一个大集合，容庚的方案也拥有自己的特色。
他是古文字专家深谙中国文字的演化轨迹，又擅长书法篆刻，因此相比「标准草书」，他的方案更有识别性，跟赵元任的「通字方案」比，他的方案不会造成「一字多义」，缺点也很明显，「两字合成」不易速记。
但是，他采用了另外一种方案「六书之例」跟「草书楷化」结合在一起编成《简体字典》，这书的刊印，对后来的汉字简化方案却有着不小的影响，这也是他对汉字简化方面做出的贡献。
此外，容庚对现代文字学学科的建设也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方面，稍弱于唐兰。
相比较，他更加擅长文献考究而短于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燕大教书的时候也编写了《中国文字学》的讲义，从这个讲义的名字，就能看出他对现代学术的开放和认同。
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是可以成熟的理论性教材，而容庚的《中国文字学》讲义，则偏向传统，其中对中国字体演变历程的论述，都可以当成一部中国书法史来看待，因为这讲义分成「形篇」跟「义篇」。
这也是为什么，容庚培养的好几个研究生，未来都成为国内著名的书法理论大家的原因之一。
不过唐兰在自己的《中国文字学》一书却说，「罗振玉、王国维只能算是文献学家，他们的学问是多方面的，偶然也研究古文字，很有成绩，但并没有系统。容庚、商承祚等在古文字商的成绩，是搜集、整理、排比、摹写、更说不到理论和系统。」
这话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甚至发展到后世，还有一个更加激进的观点，那就是古文字的搜集整理都不算是研究。
其实容庚曾说自己「五不如」，「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
这话看起来很谦虚。
实则不然。
也不看看老爷子自比的五人都有谁。
他后面话锋一转，「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任似皆不如我也。」
从这话，就看出来容庚性格的耿直。
不说这些大学者的性子，仅仅说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存在异同。
唐兰认为古文字学就是字形学，而不应该包含「音」和「义」，因此，对容庚的以「六书」论述字「义」并不认同。
此外，于省吾对唐兰的观点，也有异议。
比如在甲骨文考释之中，唐兰就将「推勘法」与「对照法」、「偏旁分析」和「历史考证」并列为四种辨明古文字形体的方法。
这种「屈形就义」的研究方法，于省吾也不认同。
于省吾始终认为，「留存至今的某些古文字的音与义或一时不可确知，然其字则为确定不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字形是我们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唯一基础。」
当然，仅就考释方面来说，于省吾的成就最高。
虽然容庚被不少人称为书呆子，坦白说，他的人缘并不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当年，不管是发起成立考古学社还是担任《燕京学报》主编期间都帮助过不少的学者发表或出版论文。
最为著名的就是郭沫若跟张荫麟，尤其是郭，他跟容庚的交往过程，就充满了争议性。
后世好事者，都开始通过两人的信札来考究当年的两人交往之往事。
容庚是民国学术界核心人物之一，所以围绕着容庚的研究，其实就是整个民国学术史研究的缩影。
老先生的故事很多。
苏亦的文章没法一一涉略，除了他的生平以及学术成果以及部分的学术观点外，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写入文章。
研究他也不是写大论文或者出书。
但他的《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代表作是没法忽略不论述的。
前者是成名作，后者更是中国青铜器物学的奠基之作。
相比较金石、文字学外，他在刻帖、绘画方面的造诣也相当高，但他却不太注重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觉得这玩意就是调味品。
他说，「金石之干燥无味，终不若书画之足供怡悦，于是治画之日渐多于金石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不太看重《丛帖目》这本为研究帖学、书学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觉得这书，不算是学问，只是出自于个人书法兴趣的资料的汇编，顶多就是给后人的研究和鉴赏工作作资料积累。
以上是容庚篇，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人生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争议性了。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可以共后世好事者津津乐道的谈资。
但作为中大古文字领域两座大山，他俩的相同点不要太多。
都是罗王之学的继承者，研究领域高度重合。
早年同窗，晚年同事，终身同道。
要研究中国古文字学术史，把二老相提并论，相得益彰，再合适不过了。
商承祚是典型的年少成年，他比容庚小8岁，性子也更加活跃。
这不，研究生没读完就跑去南京教书，此后，辗转于国内各大的高校，直到48年回到中大以后，才安慰下来。
他在学术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甲骨文领域，一部甲骨文字典《殷墟文字类编》让商承祚一举成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盛赞此书「可以传世矣」，用后世的来说，就是出道既巅峰。
此后，在甲骨学方面的研究，就停滞不前了。
容庚曾经说他是「甲骨学的逃兵。」，因为他以为商承祚编完《殷墟文字类编》后，还会继续编写二编、三编，一直编写下去，奈何，抗战爆发，商承祚到金陵大学教书，受限于材料，没法继续编写。
但建国以后，有条件了，商承祚的研究兴趣就开始转移。
除了在甲骨文、金文、篆书方面的研究，商承祚最出名的学术成就还是要属于楚文物的研究。
37岁时，访古笔记《长沙古物闻见记》扬名考古学界，自此书后，世人方知有楚文物……
此外，对于楚简的研究，商承祚也是最早的开拓者。
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先后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三地出土了七批战国楚竹简，计八百余枚，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和关心。
商承祚都投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去开展研究工作。
他都亲自到工地去考察，并根据照片作了初步的整理。1975年至1978年间，在他领导下，中大古文字学研究室成立楚简整理小组，开展楚简研究。
在他主持下，研究工作顺利进行，将八百余枚竹简缀合为五百三十余枚，除完成《战国楚竹简汇编》一共5册，以及一组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各大刊物。
商先生把这书资料寄给了国内的同行共同研究，曾一度在学术界颇为流行。
遗憾的是，在70年代，这书没法机会出版。
不然，商承祚应该是稳坐楚简研究的第一把交椅的，等90年代正式出版，这时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大量涌现，所以影响力也就大不如前了。
其实，相比较容庚，商承祚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某种意义来说，也没有专攻某一方向。
容商二人，要论谁对考古领域研究更加深入的话，无疑是商承祚。
但他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里，研究的课题也是十分广泛，
研究方法，也是丛古文字领域切入，互为表里。除上述湘粤两地战国及西汉古物外，诸如战国秦汉之玺印，广州员村发现的晋代古冢、石马村发现的南汉墓、光孝寺大殿三宝佛腹内所藏木雕像，南京出土之梁五铢泥范，四川新津等地之汉崖墓砖墓，隋代以来著录的秦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软体女尸，江陵凤凰山出土的软体男尸，以及石砚、宝剑，等等，商先生都作过研究且有成果发表。
很杂。
依旧金石学的研究路数。
从这一点来说，不管是容庚还是商承祚商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或者说，都不算是考古学界认定的考古学家。
尤其是容庚，他虽然在燕大创立了考古学社，但，他更多是书斋式的研究，并没有田野发掘经验。
甚至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论述容庚是不是考古学家。
经过一番考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容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
「容庚所谓的「考古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是现代学科概念，它涵盖了传统学术中的诸多门类，但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现代考古学科。他所研究的文字、器物、碑帖等，一部分当然是考古发掘的对象，但更多数则是流传有序的传世之物。王国维所谓的「二重证据法」，是一种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研究历史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恰恰不是考古学研究方法。更何况，考古学者不做收藏，至今也是考古学科所约定俗成的一条底线。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容庚是一位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位生活在20世纪且任教于现代学府的传统文人。」
说到最后，作者还说，说容庚不是考古学家不是前辈学者的不恭，相反，这种「正名」更容易让我们看清楚容庚的学术特点以及当下学术体制的一些弊端。
这个观点对吗？
至少苏亦是认同的。
当然，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种门户之见，比如吉大的吴振武教授就曾经抱怨，中国古文字研究对中国考古学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考古所在作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总结，却偏偏弱化了古文字研究取到的应有贡献。
这也没啥好避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