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次回来，苏亦也正式见到徐邦达先生。
徐先生此前一直在外面负责文物征集工作，苏亦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拜访对方。
恰好，这一次元旦，徐先生从外地赶回来，他才能跟对方照面。
见到传闻中的大佬，苏亦已经没有当初的慌乱，就算没法子做到心如止水，也能够做到表面上的波澜不惊。
早已经没有当初的一惊一乍，徒惹笑话。
但是他讨要签名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主要是太小，地位还不够，不然，苏亦逢人就讨要墨宝。
尤其是徐先生这样的书画大拿，更加让他敬仰，要不是学考古，苏亦都打算拜入对方门下。
以上的诸位先生，都是故宫的专家学者，也是刘北汜先生优先约稿的对象。
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完全就是因为外人根本看不上刚刚复刊的故宫院刊，真正的学问大家并不愿意在里面投稿。
这样说也不全对，主要是原因投稿的大家，人家研究的方向不一定跟故宫有关，并不合适发表。
这样一来，约稿的对象不是故宫的专家就是过去曾经任职故宫却因为某些原因离开故宫的专家。
比如大名鼎鼎的王世襄老先生，这位“京城第一玩家”在古玩界留下的传说太多了，多不胜数。
苏亦都听到耳朵起茧子。
其他方面的先不说，先说他跟故宫的缘分。
别看老先生吃喝玩乐样样精通，就认为他不学无术，那就大错特错了。
王世襄可以说当年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之中少有的高学历存在，他是燕大硕士毕业。本来他毕业以后，由哥哥的好友梁思成推荐要到史语所工作的，结果他的学历也被傅斯年鄙视了，传闻傅斯年曾对他说过，“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儿来。”
这话真假不论，但傅胖子的学历鄙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史语所的学者几乎清一色的具有留学背景，纯粹的本土学者他根本就看不上，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郭宝钧老先生被他严重鄙视的原因之一。
傅斯年看不上王世襄，他自然去不了史语所，只能到营造学社当助理研究员。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会有人说，他拜于梁思成营造学社门下研究古代建筑。
有没有拜入梁先生的门下不好说，如果从学统来说，他也算是梁先生的学生了，因此，也有人说，王世襄之所以对明代家具感兴趣，完全就是受到梁先生的影响。
梁思成先生确实对王世襄的学术之路造成极大的影响。
甚至说，当年抗战胜利以后，他之所以成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负责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就是因为梁思成先生推荐之功。
也因此，他才顺利进入故宫任职，成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
此外，他还曾经去过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解放后，也一直留任。
直到52年因故被迫离开故宫，54年的时候，吴仲超担任院长，吴院长是一个有魄力的领导，因此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
奈何，他此时已经调入央音民乐所当副研究员，但该单位不同意，王世襄本人也被故宫方面整怕了，有点心灰意冷，不想再回去，此事就此搁浅。
就算如此，吴院长也不想放弃，既然人来不了，就聘请王世襄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希望他每周能到故宫博物院协助工作一两次，为此还专门在御花园西南角为王世襄设置办公室和午休床榻。
此后半年间，王世襄曾前往故宫博物院参加过几次会议和文物鉴定工作。但是，1957年的时候，他又因为某些原因，不宜到故宫博物院参加这类工作。
直到1966年，他回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并再次被故宫博物院聘任为“非文物审查委员会委员”。
但是，没有多久十年开始了，刚刚“归队”的王世襄又跟故宫博物院无缘了。
就这样阴差阳错，王世襄也一直没有办法回到故宫工作。
但老先生对故宫是有感情的。
这不，故宫院刊复刊，刘北汜先生上门约稿的时候，他欣然答应。
没法子，这些年哪个大学者抽屉里没有点存货啊？
那么多年都没有机会发表文章，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会拒绝的人，还真不多。
因为苏亦跟梁思成先生是小老乡，又跟宿白先生学古建的缘故，基本上每一次跟王世襄讨论文章的时候，都带上苏亦。
因此，苏亦在故宫实习的这段时间，也就有机会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老先生。
老先生的是一个有趣的人。
不仅是一个文物专家，也是一个美食家，甚至，在绘画理论方面也有不俗的研究，比如他七十多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苏亦前世读书的时候，就没少翻看，这书也算是美术史的必读物，虽然理论方面有些陈旧，但在成书的年代，已经算是佳作。老先生没有绘画基础，或者说绘画水平不咋地，因此，他研究的视角也跟正儿八经的画家不一样，比较独特，也经常被所谓的专业人士诟病，但这书对于半路出家人来说，写成这样，已是难得。
至于老先生跟美食之间的轶事，更是多不胜数。
苏亦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极为直观的感受。
老先生直接请他跟刘北汜先生涮羊肉。
到了火锅店，看着老先生充满仪式感的调佐料的程序以及动作，苏亦就乐了。
因为他突然想起来马未都曾经在节目调侃过老先生，说八十年代只要有人请涮羊肉，老先生逢请必到，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没人请涮羊肉。
逢请必到的老先生，现在却要请他们涮羊肉，可想而知他对文章能发表故宫院刊之事有多重要。
苏亦是南方人，还是广东人，对涮羊肉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甚至还不太习惯羊肉的膻味，自然而然，对调佐料的程序也不熟悉，对上老先生这样的美食大家，只好虚心求教的份。
“佐料这玩意，每一个的口感都不一样的，但要说味道最地道的，还得用王致和酱豆腐、六必居韭菜花、天津虾油及精制芝麻酱等调配，才是最为正宗的老BJ味。”
好家伙，连佐料的产地都要有要求，不愧是老饕。
话虽如此，但条件有限，这些玩意也只能说说而已，甚至，他俩涮羊肉的地方也不是东来顺，就是街边一个普通的火锅店，就算是老先生，家中也并不富裕，自然也不可能真正实现涮羊肉自由。
大家涮的是一个仪式感。
因为有苏亦这样的小辈，老先生谈性很高，甚至还给苏亦谈及涮羊肉历史，“据我的考究，涮羊肉这种吃法至少有四百年的历史了。明代松江文人宋文夫在其著作《竹屿山房杂部》中曾提及“视横理薄切炸，用酒、酱、花椒沃片时，投宽猛火汤中速起。”然而，明代的涮羊肉，是先浸作料后涮熟，与当今先涮后蘸佐料的方式正好相反。在这个方面，咱们老BJ的东来顺，正阳楼这两家饭店的创始人功不可没，也确实能够满足当下人们的口腹之欲。”
听到最后这话，苏亦都乐了。
现在大家普遍生活艰难，物资匮乏，吃的，还有这么讲究。
羊肉这玩意，有得吃就不错了。
不管咋吃，都会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
但，涮羊肉这个吃法确实是经过东来顺的创始人丁德山的大力推广的。
吃涮羊肉是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老BJ的涮羊肉来源于蒙古。
中国人在宋代以前，吃饭不仅分餐，而且还要分桌。因此，染指这个词，最初的概念就是不过他人的同意伸手到别人的餐桌拿食物，就是染指，极为不礼貌。
自从引进了涮羊肉，才开始一桌人围在一起吃饭，这玩意，也不知道真假，苏亦姑且信之。
听说，把蒙古涮羊肉推向富人餐桌上的人就是东来顺的创始人丁德山，他来是河北沧州的农民，民国初年到BJ打工，攒了点儿钱，开了个小吃摊，后来赚了点钱以后，他的心思开始活络，想要做大做强，经过一番考察以后，最终瞄上了从蒙古传到BJ的涮肉。
他先是请来蒙古师傅，再在涮肉上下功夫。
羊肉的产地一般是张家口以北的最地道。
然而，内蒙距离BJ路途遥远，活羊一路颠簸，被送到京城以后，免不了会掉膘，肉质变差。
这样一来，咋办？
丁德山并没有第一时间宰杀，而是先把羊再京郊圈养一段时日，再由阿訇宰杀。
老先生不仅涮羊肉，还把它的历史，娓娓道来，这样一来，这玩意吃到嘴边，就不纯粹是吃羊肉，而是一种美食文化。
虽然吃的涮羊肉，但老先生的文章却跟吃的没啥关系。
文章研究的是器物。
名字也很简单，就三个字——《谈匏器》。
这文章并不是新作，而是王世襄写作于1960年的一篇旧文。
奈何，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进行，粮食种植在农村逐渐占据了突出地位，被视为“玩物”的文玩葫芦种植则逐渐趋于绝迹，即便在解放前曾以范制葫芦而出名的天津和徐水等地，也无人再种。王世襄有感于匏器这一传统工艺濒于灭绝，于是，就撰文给《文物》杂志。
于是，20年多年以后，故宫院刊复刊，当刘北汜登门拜访，老先生才把自己的存货给拿出来。
也正是因为20多年的存货得以重新面试，老先生一高兴才拉着苏亦他们过来涮羊肉。
美其名曰提前庆祝，所有花销，权当是稿费所得。
这其实是玩笑话。
从70年代开始，一些期刊出版部门为弥补出版经费不足已经开始收取的论文出版费用了，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版面费。
就算故宫院刊复刊不需要版面费，但稿酬，几乎是没有。
不然，支付那么多大佬的稿酬，院刊也不用复刊了。
这也是为什么刘北汜先生需要亲自登门拜访刷脸约稿的原因之一。
《谈匏器》虽然是六十年代的稿件，但一些新的考古成果出现，文章也需要做一些修改，这个方面就需要苏亦跟老先生沟通。
比如河姆渡遗址的发现，1976年《文物》第8期10页就刊登了浙江文管会发表的《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章中的出土物就证明我国的种匏历史至少有七千年，用匏做日常用具，也可以上溯到远古。
但涉及到新的学术成果，肯定是重新修改文章以及引用。
这种改动，也是需要编辑跟作者沟通，随时跟进，并不是编辑想改啥就能随便改的，越是大牛越不愿意别人改动自己的稿件。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涉及到考古学术成果，这个方面，张闵作为助手肯定是两眼一抹黑，就算刘北汜先生也没有苏亦专业，只能他跟进。
此外，文章还涉及到商承祚先生的《长沙古物见闻记》，里面有《楚匏》一则：“二十六年，季襄得匏一，出楚墓，通高约二十八公分，下器高约十公分，四截用葫芦之下半。前有斜曲孔六，吹管径二公分，亦为匏质。口与匏衔接处，以丝麻缠绕而后漆之。六孔当日必有璜管，非出土散佚则腐烂。吹管亦匏质，当纳幼葫芦于竹管中，长成取用。”
同样可惜的是，这件楚匏已经损毁，没法验证，如果做吹管的葫芦确实是用套管之法长成的，那至少在两千年前已经直到用模子来范制匏器了。
遗憾的是，王世襄在文章之中，也考证不出来哪一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奇妙的方法，把初生的嫩匏纳入范中，使它长成各式各样的器物。还说，天然果实而形态方圆，悉随人意；不施刀凿而花纹款识，宛若雕成，真可说是巧夺天工。
文章引用的文献，如果能够找到文献资料，苏亦都会追一去查证，免得出现错漏，找不到资料的，也只能作罢。
此外，还要到故宫库房去寻找合适的器物拍照，不然，文章只有文章而没有配图，是不圆满的。
拍照的活，也是以苏亦为主，张闵顶多是帮忙，他对匏器不了解是其一，不会拍照是其二。
苏亦挑选了一圈，才选定拍照目标。
比如“康熙缠莲寿字匏盒”、“康熙唐人流水诗八方形匏笔筒”、“乾隆匏桃”、“康熙六瓣云纹匏盌”、“乾隆缠莲纹匏盖罐”、“乾隆八仙人物匏瓶”、“道光蝠磐纹漱盂式葫芦器”等等。
这些玩意，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清宫典藏匏器配图。
这种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还很琐碎。
当然，这也是他过来故宫实习的目的之一，要不是刘北汜先生认可他的学识，这种事情，他想干还没机会呢。
可不是每一个来故宫实习的实习生都有资格自由进入故宫库房。
因此，苏亦很忙。
毕竟，他也不只是负责王世襄的文章校对跟配图。
其他人的文章，他也需要负责校对跟配图。
比如一位叫做郑里的先生，就专门写了一篇《明清档案》，内容很是直白。
对方是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前身，此时还没从故宫博物院独立出去。
因此，对方也属于院内专家，之前苏亦撰写故宫学的文章涉及到明清档案部分，也曾经请教过对方，不算太陌生。
相比较王世襄的《谈匏器》，这篇文章更多是介绍明清档案及其价值，是一篇概论式的文章。
郑里是当前国内极少关注故宫明清档案的学者，因此，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引用其他文献，利用故宫明清档案部的文献资料直接就开写，校对起来也相对容易。
又因为是院内研究人员，沟通起来也方便很多。
此外，让苏亦印象深刻的则是耿鉴庭先生，他既是耳鼻喉科专家又是医史学家、还是文献学家。
那么这位先生跟故宫有什么渊源呢？
为什么刘北汜先生会跟他约稿？
这要从老先生在医史方面的贡献说起，他开拓了以文物考古为基础的医史学研究新途径，从而丰富了医史学的内容。
在他担任BJ医史学会主任委员期间，发起了对蒙、藏医药学的研究，对道家丘处机的研究，都有极深远影响。
对故宫博物院收藏医疗器具和医药档案的研究，发表过系统的论文。
不仅如此，对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医药文物及其女尸，以及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更是亲临现场详加考研，成果卓著。
这位先生，完全就是医学考古界的大佬啊。
他对为中日科技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鉴真大师及其医学成就有深刻研究。在他和其他人士的呼吁下，70年代于扬州建立了鉴真纪念堂。
甚至纪念堂就是梁思成参照鉴真在日本的主要遗物唐招提寺金堂设计建筑的。
可以说，老先生的研究方向，完全是苏亦陌生的领域，又是他好奇的领域，涉及到生物医学的鉴定考古，已经是科技考古的范畴了。
不过他的撰写的文章却不是什么医学考古，而是《蒸熏器》，跟王世襄先生一样，都是属于医疗文物的研究范畴。
也不是看到这篇文章，苏亦还真不知道蒸熏器有那么多讲究。
果然，任何一个器物类型，都蕴含着大学问，难怪前世读研的时候，会有老师说文物学就是一个巨坑，跳进去就出不来，因为浩瀚如烟，深不可测。
当然也不全都是研究单一器物的， 比如杜迺松先生的《谈铜器定名中的一些问题》，就是以铜器命名为研究方向。
苏亦跟杜迺松先生很亲近，因为对方是他的直系学长，1962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后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协助唐兰先生作研究工作。
苏亦刚来故宫实习的，就是俞伟朝先生亲自杜先生介绍跟他认识的。
然而，就在苏亦在故宫忙着跟老学长谈论文章的修改进度的时候，突然就传来一个巨大的噩耗。
唐兰先生病危。
需要他们赶往医院，探望先生。
瞬间，苏亦都有些恍惚。
一个时代，就要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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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8章：《故宫博物院院刊》正式复刊了免费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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