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次毕竟是实打实的劳师无功，损兵折将。他唯一值得称道的，只是“虽败但损失兵力不算太多”，但自古没有一名将领会因为止损少亏，就得到赦免的。
哪怕你拼死猛打猛冲、损失得更惨，但好歹取得一些战果，那战后推卸塞责都容易些。
孙策当然没有苛责周瑜，在周瑜败退之后，两人就开诚布公谈过了。
周瑜也是推心置腹对孙策说，他认为当时的情况下撤军是最好的选择：“伯符，并非我怯战，此战实在是在决定出兵之前，就中了陈登的诡计了！
我们是误以为广陵空虚、刘备在徐州的兵马都集于淮北，这才强攻广陵的。但广陵根本不空虚。
其次，我们是对曹操给的攻城车期待过高，觉得准备万全了，才敢动手。最终证明那攻城车也只是形似而神不似，有很大隐患——当然经过这一战之后，我大致摸索出了隐患所在，后续再给个把月绝对能改良好。
若是不放心，可以再多留出几个月，我们自己演练试用一下，看看用各种我们自己能想到的手段打击这种攻城车，如何才能摧毁，是否可以弥补。
此战之败是出兵时就注定的，是我们的消息太闭塞，与外部其他诸侯之间的联络，全部被刘备切断。只要刘备想瞒着我们，他甚至可能让消息拖延好几个月！”
孙策听了周瑜的诉苦后，也彻底重视起了这个问题。
己方的信息封锁实在是太惨了。虽说刘备没法永久封住，但打个时间差绝对是做得到的。有些刘备希望孙策知道的东西，就可以尽快传播过来，有些不希望他知道的，就多封两个月。这对于战略误判而言就太致命了。
关键是，孙策知道了这一点，他还是无解。
……
孙策本人可以原谅周瑜，也知道“非战之罪也”。
但孙策身边的其他人，就未必了。
周瑜撤军后前五天，江东军内部始终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隐隐埋怨的氛围中，但始终没人先开口。
一直到四月初八，战败退兵后第六天，身在吴县的吴郡太守朱治，让人送来一封书信。
信里的内容，一方面是向孙策汇报吴郡兵马的战备情况，同时还关心起了前日的广陵战败、询问是否需要吴郡那边派后续部队过来丹徒增援。
朱治的信并没有追责周瑜的意思，只是因为朱治在后方，不了解情况，所以关心关心。
但朱治这封信，却成了追责的导火索，很多原本地位不够高的人，或者不好意思开口的人，在朱治开了口子后，全都涌了出来。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丹阳太守、孙坚的表哥徐琨。
徐琨也算是顶级元老了，毕竟在孙策就任“扬州牧”之前，他手下三个实权太守，就是丹阳太守徐琨、吴郡太守朱治、会稽太守是孙策本人。
现在孙策名义上升官了，会稽太守才变成了舅舅吴景。不过吴景年纪也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孙策也考虑过，一旦舅舅病重，到时候就只能让二弟孙权接任会稽太守。
如果孙权太年少不能服众，就只有请吴会世家的头号人物顾雍给孙权当郡丞、实际掌权，才能安抚住会稽的人心。
这扯得有些远了，一言以蔽之，现在跳出来质疑周瑜的徐琨，在孙家绝对也是实权派元老。
在朱治来信关心败绩之后，徐琨就顺势找到孙策，力陈周瑜退兵之失，还拉上了程普、黄盖一起。
黄盖本意不想把周瑜拉下马的，但程普找到他的时候，只是希望他据实陈述、给大家做个证，黄盖也不能推辞。
他毕竟是广陵之战的副将，周瑜的很多决策，黄盖是亲历见证的。
三将面见孙策之后，徐琨就开门见山说道：“主公！近日多闻斥候哨探回报，说曹贼虽然被袁绍拖住、没有亲自进攻刘备，但他其实也是老奸巨猾、埋下了不少伏子。
荆州刘表图南阳空虚，以兵马北上宛城。长沙张羡，与主公一样，被曹操以‘荆州牧’之位劝诱，称刘表为背叛朝廷之反贼，起兵占据荆南，袭刘表之后。
江夏刘备立刻派主力南攻长沙，与刘表争夺平叛机会，好像还跟刘表也打起来了，就是为了抢地盘！如此看来，公瑾此番退兵，其实是中了诸葛瑾的诡计！陈登威慑之时，真的只是在虚张声势吓他！
当时我军要是孤注一掷，还能趁着敌军只有两三万之数时，图个各个击破！要是再拖下去，拖到刘备打完长沙，回兵东下，我们还怎么打！请主公明察周瑜贻误战机之过！以正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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