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回归原题。
转眼进入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已经23岁了。
由于吕不韦的专权,加之嫪毐事件的爆发,秦王政在具备一定实力之后,顺势将吕不韦的相位罢黜,李斯则由于其才智超绝且在废黜吕不韦、诛除嫪毐一派中,功勋卓著,所以接替吕不韦做了丞相。
秦王政爱好读书,特别是那些关于阴谋阳谋、政论军事相关的书籍。韩非在韩国所著的书籍,很快就流传到了咸阳,辗转映入了秦王政的眼中。尤其是《说难》、《孤愤》、《五蠹》三篇深得秦王赞许。其中第一篇专门论述向君王进说的困难之处,详细地分析了如何才能够成功地说服君王,在进说成败的原因总结之上,形成了一套向君王诉说治国之道的方法。第二篇顾名思义,即孤独、愤慨之意,韩非怀才不遇,心中郁愤,更是直接反映了官场之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现实情况和法、术之士的艰难处境,告诫君王一定要防着臣下,加强中央集权。第三篇则概括性地指出了社会上存在的五种人:儒家、纵横家、游侠、逃避兵役的人、商人和手工业者,并认为这五种人是腐蚀社会的蛀虫,要想国家富强,必须要将这五种人诛除。其方式就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顿时让秦王政生出了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
秦王政手捧着韩非的文章反复诵读,越是深入越对韩非佩服得五体投地,叹息说:“如果这一生一世,寡人有机会能够和韩非一道出门郊游,即使是立刻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种夸张的说法,和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孔子难以得道,秦王也难以见到韩非。
眼前的韩非还远在韩国,满怀着报效国家的宏大志愿,即使秦王给予他高官厚禄也不会打动他。秦王也知道韩非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辞。
秦王从韩非的那些著作中,对他的思想和智慧已有所领略。
正好这时候郑国渠事件爆发,秦国找到了对韩国动武的理由。这一次,秦王政灵机一现,认为既然好言相请、高官厚禄相诱韩非不成,倒不如让韩王去帮自己做这件事情。
于是,秦王政亲自率领30万大军,到韩国边境上呐喊演武,韩国朝野震动,看那架势秦国似乎就要灭除韩国。眼下各诸侯国羸弱,秦国独大,韩国已经来不及向别国求援,而且也无援可求。
韩王绝望了,但是秦王政却在这时候发话了,此次大军前来,只要一个人,那就是韩非。只要他代表韩国前去秦国访问,则秦国立马撤兵。
韩王一下子便懵了,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等好事,不就是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韩非吗?于是,
不待韩非反对,韩王便下令让韩非去了秦国。可是韩王不知道,秦国日后能够那么迅速地兼并天下,就是因为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韩非。韩非的思想和理论,不仅成了秦国的治国方略,也为以后秦国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更是主宰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政权的运行。于是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两个圣人,即孔子和韩非。孔子所著为道德文章,被历代君主用来展现自己的仁德;后者使用的是阴谋权术,没有统治者不暗箱操作,同时其法制和封建君主专制理论,更是维系历代王朝稳固的重要理论基石。
公元前233年,韩非刚刚走出韩国,秦国30万大军便如潮水般迅速退去。韩非心中顿时生出了万千感慨:韩王无能,而且不信任和重用自己,韩国的灭亡已经是注定了的事情;秦国能够如此重视自己,加上其实力强横,自己既然实现不了国家理想,倒不如退而求其次,前去求取自己的个人理想。
韩非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咸阳宫,成了秦王政的座上宾,受到极致的尊敬与欢迎。秦王虽然早就听闻韩非的才华,却没有料到他的思想竟然如此光芒四射,在韩国的不得志丝毫没有削弱韩非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追寻理想的志向。
或许秦王知道,这韩非终归不是秦国人,甚至他终归太爱自己的国家韩国,所以最终秦王政得出的结论是:可以利用他,但是不会信用他。或许秦王政还需要考察韩非一段时间,一旦他表现出足够的忠诚,秦王便会破格重用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