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历史进入了战国初期,也就是东周晚期。
历史依旧在向前发展,而且到了战国之后,其变化更为剧烈。整个社会都在从宗族制度向家族制度变迁。
不论地主或农民,都需要建立起家长擅权的家族制度来。儒家的孝悌观念,直接体现在家族制度中,其要求子弟服从父兄。《仪礼·丧服篇》也提到:“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表示整个社会的家族观念是妇女服从男子。在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构架下,一个宏大的社会文化体系被构建出来,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同时也使得这种观念得以强化。
和西周相比,东周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不断受到各种挑战,王室权力逐渐弱化。周平王东迁之后,七个异姓小宗族从王,他们每年都会定期给周王室供奉,周王则表示给予他们世世代代的爵位。这等于是在身份上给予了他们合法的继承权利。西周有周、召、毕、毛等大宗族,到了东周时期,这些大宗族不断没落,伴随而来的则是周王室的衰微。天子丧失了威权,而王国内新册封的宗族在实力上又远远赶不上西周的强势,所以最终招致了宗族制度的削弱。
《论语·季氏篇》一文中,就提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可见西周时期,周王室大王的地位是如何尊崇,诸侯从不敢僭越。而转眼到了东周早期,齐、晋两国先后霸诸夏,楚霸诸蛮,秦霸西戎,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成为高于一切的权威所在。其他诸侯虽然没有称霸,但是对于天子的号令也不再甘心听从,只是敷衍了事。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东周早期开始,周王室的权力便逐渐被分散了,而诸侯的权力则逐渐凌驾于旧式贵族的权力之上。
到了东周后半期,战国七雄都开始信奉“政逮于大夫”,政“自大夫出”。依靠士的力量,地主阶级得以强大和巩固自身的权势,这些士人多数是新兴贵族或者旧式贵族家中的食客家臣,只忠心于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国君。《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所谓“家臣也,不敢知国”,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如果说西周原本的贵族是第一宗族,东周诸侯为第二宗族,那么战国中后期不断发展壮大的士大夫阶级就是第三宗族。第一宗族被第二宗族取代,代表了周王室的衰微,
诸侯并起;第三宗族取代第二宗族,则是代表了封建国家的确立。也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周王室的存在已经成了一个象征意义的符号。
《史记》记载说,此时整个东西二周至周赧王时,只剩下三四十座城池,不足三万户人口。而且东西二周还分而治之,东周公管理一半,西周公管理一半,周赧王只是名义上的天子。
昔日秦国为了让天下人都攻伐齐国,骗齐王和秦王各自称为东西二帝,但是最后却迫于各国的压力,他们不得已取消了帝号。足见此时的周赧王虽然没有了任何势力,但其影响力还存在。
长平大战之后,东方六国已经没有了和秦国抗衡的实力,秦国一统天下的日子指日可待。
正好在这一时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开始兴盛起来。邹衍是齐国人,生卒年不详,据推断大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左右。他活动的时代后于孟子,与公孙龙、鲁仲连是同时代人。邹衍认为:“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又说:“代火者必将水”,“数备将徙于土”,只要秦国自认为水命,并广为宣扬,就正好可以将其代周氏的合法性提升。
邹衍为了详述这种关系,认为虞朝、夏朝、商朝、周朝的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严格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生相克,而且每一个王朝都具备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关系,让王朝之间循环往复,因而具备周期性,“阴阳消息”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五德转移”,又对“并世盛衰”起着决定作用。阴阳两种势力相互冲突和斗争存在于在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的每一发展阶段。两者交争,“胜者用事”,胜利者最终成为书写历史的人。在一种周期律中,把一切兴衰荣辱都预先决定了,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只要一个王朝要衰落或者是兴起,天都会降下一定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