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明朝建立的时间越来越久，内部的问题渐渐显露无遗。比如官场风气逐渐腐化，更多的官员走上了贪污的道路。
原本农民需要上缴的税收并不多，但是因为各级官员时常中饱私囊，所以农民的税收压力不断增加。
有些承担不起税收的农民便将土地卖给地主，自己成为佃户，土地兼并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肥西宣课司衙役王二毛原本是专职收取门摊税的，随着庐州城的房地产开发，商市繁荣，一些分散在村落集市中的小商小贩门，都蜂拥去了庐州城，这一下像王二毛这样的人就没有了税收来源，生活苦逼了。
宣课司主要负责征收商贾、侩屠、市场杂税 ，前天，知府通判吴蕴中来到了肥西宣课司说道：“肥西宣课司计有税收衙役十五人，宣司一人，课征三人，因市摊凋敝，无税可依，本应请革，知府大人有所不忍，给大家寻觅生路，给出了三个出路，一曰：知府分给每人二亩建房荒地，搭建一个三间房的棚子。
二曰：每人有了地和房后，尔等可自由选择营生，想做车马行的，知府补贴一架驴马牛车。想做酿酒作坊的，知府补贴三十石红薯原料及一台做红薯粉机器。想做磨坊的知府补贴一架水车。
三曰：什么都不想做的，知府一次性补偿十五石粮食。
这是变相地裁撤朝廷机构，可在当时看来，这种操作有实际原因，知府也是为这些朝廷底层冗员寻找出路，能看清知府大人用意的确实不多，通判吴蕴中算是一个，自叹：“确是高明”。
大明朝不管是农税还是商税可以说很微末，可是底层百姓所交的各种各样的税却多如牛毛,每一笔虽然不多，加起来就难于承重了，而大多数的税费，朝廷得到的微乎其微，大部分养活了地方官员及一些衙门机构中的冗员。
试想，如果生活在一个出门不管做什么事，先交税的社会中，会是什么样？人从娘胎里出来，首先就是人头税，先不说到了十四岁时要缴纳的各种生活中的税，十四及笄后就开启了交税的一生。
十四岁就是交口钱，每人每年交二十三钱，十五岁就被当成成人年了，你要交算赋，每人每年交一算（一算等于一百二十钱），算赋要交到五十六岁。如果家里养了奴婢，每个奴婢每年交两算，这笔钱是需要主人去交的。养奴婢加倍交算赋的做法，是为了抑制豪族蓄养奴婢，使自由民减少从而影响朝廷财政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抑制豪强的势力。
庐江县吴老六有一头牛，农时耕种，闲时上山打柴，用牛车运到城里卖，吴老六的柴火有专门的买家，就是城中的一家酒楼及庄姓大户，一大早起床出门，走到一半路被卡了：交钱这叫过路费，拿钱走人走不了几里地，得，有一个路卡：继续交钱，这一路经过好几个路卡来到了城里，入城得交钱，进城税，刚把货物放下来，又来了：交钱，交什么钱？落地税！这时候如果吴老六大怒老子不卖了，行，别走，打开包袱再看看，里面的什么草鞋馒头这些日用品，这些也要交钱！ 一车的柴火在进入城门起首先是“城门税”，到了买家门口时“门摊税”，“落地税”，交易完成后赶着空马车，别走还得交牲畜口钱… … 。
其实这些杂税到不了朝廷的国库中，全被底层消耗掉了，留给老百姓的对朝廷的厌恶，压榨的太狠，民变就是这样起来的。
那么这些害命的地方杂税难道朝廷不知道吗？非也！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而是有一个前提，求稳，开玩笑，前面说这些苛捐杂税会引起民变，现在为了求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百姓为了少交税，逃避税，前提就是少出门，农民就在村子里活动，下地干活方圆不会超过十里，有些人从出生到死去从来就没出过村子，杂税最多老子就不进城，这样一来也是所有底层官府所推崇的，就是要把人口安定在一个范围之内，天下才能太平啊，如果一个地方流动人口多了，也就乱了，官府最害怕的就是流民，所以往往是驱逐、圈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