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早的杨晨就来到雍和宫的大门，随着第一波游客和市民进入了这个位于北京市中心的藏传佛教圣地。这里曾经是清代康熙皇帝的第四皇子胤禛的府邸，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的儿子乾隆皇帝即位后，为怀念父亲、安抚蒙藏政权，乾隆皇帝把这个“龙潜福地”改造成了弘扬佛教的扎仓（藏传佛教学院）。在这位有着深谋远虑的皇帝的推动下，由他的宗教老师三世章嘉活佛主持，把曾经的雍亲王府改成了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三世章嘉活佛也在这里住锡多年，成为帮助乾隆处理蒙藏事务的好帮手。
雍和宫的独特之处不但在于它身世的转变，还在于它在藏传佛教里的重要地位。中央政府用于“金瓶掣签”认定册封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等高等活佛转世灵童的“金奔巴瓶”就保存在雍和宫。
整个的宫苑建筑由南向北分别由寰海尊亲牌坊、舆道、昭泰门、雍和宫广场、雍和门、雍和宫、大雄宝殿、永佑殿、万福阁组成的六进中轴对称建筑群。
200多米长的舆道两侧整齐地种植需两人才能环抱的银杏树，进昭泰门后豁然开朗，雍和宫广场豁然在眼，左右各是东西八角碑亭。在一棵巨大的菩提树下是那口巨大的铜粥锅，直径八米，口沿高达1.6米左右，是每年腊月里开展舍粥活动的“主角”，它能够满足所有法事人员和过去北京市民人手一碗腊八粥。
杨晨长时间地伫立在广场的中央，沐浴着冬天的阳光，聆听树叶婆娑之声，感觉行人来往气息。一切进入这里的人们都会不自觉地肃然起敬。人们或执香膜拜，或驻足凝视，徜徉在文化、宗教和建设的海洋里，
来到雍和宫大殿前，在一个椭圆形汉白玉石座上矗立着一座须弥山。须弥山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名山，据说是世界的中心，是众山最高者，日月环绕着须弥山，山腰是健陀罗山。周围有七香海和七金山，外有咸海，咸海四周还有四大部洲。它们分别是东胜神州、南嶦部州、西牛货州、北俱庐州，有四大天王护持。须弥山顶部为帝释天，是最高的天，是天堂的极乐之处。这就是佛教徒心目中的宇宙观，反映了人们追求圣洁、高尚的精神世界。
在雍和宫的大殿里供奉着三尊两米高的铜佛，中间的佛像就是现在世的佛释迦牟尼，他结伽趺坐，右手的手印是成道印，左手的手印是禅定印。东边的燃灯佛，他是代表过去世的佛，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他的手印是转法印，表示修成正果。西边的弥勒是表示未来的佛，他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这里供奉这三尊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直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佛法渊源流传。
雍和宫建成的当年，乾隆皇帝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腊八法会，这个消息很快传遍蒙藏，各地的僧众、信徒和王公贵族听说后，感受到了朝廷对他们信仰的尊重，无不向东朝拜，心向帝国。西藏的亲王婆罗鼐马上就给乾隆敬献了一座铜质鎏金释迦牟尼佛像，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在佛像上提了御制诗一首，并把它供奉在殿之中。
雍和宫永佑殿原来是雍正帝的寝宫，改建寺院后成为寺庙僧众集体诵经的场所，称为大经堂。在大经堂中央伫立着一座佛像，这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像。供在殿宗喀巴大师像下有一盏巨大的长明灯，它一直燃着，象征佛法的光辉永传不灭。
穿过永佑殿殿，来到了后院一个敞开的所在，这里挺拔高耸的就是万福阁。它是原来雍亲王府的后照楼。雍和宫改造的时候乾隆皇帝嫌这里太空旷，但却没找到合适的与之相称的高大佛像。此时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听说后积极寻找建造大佛的原料。恰好尼泊尔王国从印度运来的一根高大的白檀木，七世达赖喇嘛以重金换来了这根高大的白檀木。经西藏出发从四川走水路运到了京城献给了乾隆皇帝，用以报答乾隆皇帝对西藏的平乱之恩。乾隆皇帝非常喜欢，马上下令雕凿佛像。在白檀木到达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万福阁也正在修建。万福阁是雍和宫里最高最为宏伟的的建筑，全木结构高20多米，飞檐三重，两旁是永康阁和延绥阁，三座楼阁之间有飞阁复道临空联接。这是唐朝至辽金时代佛教建筑的风格，也是中国现存佛教建筑中飞阁复道的仅存实例。
乾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753年，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弥勒大佛终于告以实成。这尊佛像通告26米，地面高18米，另外8米埋于地下。佛像的胸部在万福阁的二层，面部在楼阁的三层之上，表达了高深莫测的佛教境界。而雍和宫的弥勒佛和汉传佛教的弥勒佛形象不同，它头戴五佛宝冠，身披菩萨装，双肩装饰着宝象莲花，代表着佛法的戒、定、慧、摩尼四种庄严之象。它两手接印器象征着弥勒继承释迦牟尼佛在未来世界讲经说法、普渡众生。这是一尊见证了汉藏友好的大佛，是国内最大的木雕佛像，1990年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这里曾经是当时北京城的制高点。在雍和宫这个制高点的引领之下，京城后来陆续修建了很多寺庙，在最高峰时达到3000多个佛教寺院。那个时候的北京金鼓齐鸣、佛唱淼淼、香火繁盛，与遥远的蒙藏遥相辉映。雍和宫的兴建是清代弘扬佛教的开始，不仅仅如此，雍和宫还被称为一个佛教学院。章嘉三世成为雍和宫的第一任堪布。他从蒙藏地区找来了500名天子聪颖的年轻僧人，又请来了著名活佛来雍和宫讲经说法，并创建了“习修佛教教理和十名文化的四大经院”，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到家乡成为当地寺院的骨干，一部分人留在了汉地翻译了很多经文，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都让杨晨改变了对北京宗教、文化的认知，其实北京早在元明清三代就已经是中国藏传佛教的另一个传播中心。除了雍和宫，北京黄寺，和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开来的承德、河北小五台等地都是藏传佛教传播、研习、发展的重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