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城市，尸体不算少见。
最醒目的莫过于热闹街道交汇处设置的刑场，犯了大事儿的人会在这里被当众吊死，以起到警示和彰显权威的作用。
但这都是官方单方面的想法，公开刑场最后往往会变成民众狂欢的聚集地。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随着绞绳下那人的自由落体而起哄喝彩。
而对善于回收利用的外科医生而言，绞死的尸体没有太多的伤口，结构也够完整，是解剖的优质材料。
优质归优质，缺点还是有的。
一是受刑的大多为成年男性，缺乏多样性，二是价格太过昂贵，一具尸体往往能抵上一位工人好几个月的薪水。即使像医院这样的大机构，也很难做到长期不间断的供应。
自从奥地利紧随英法德的脚步颁布了相关的《解剖法案》后，刑场上的尸体便被挡在了医生们的解剖室外。没人再会为了卖钱，而把一个偷了面包的家伙定罪成绞刑了。
刽子手走下历史舞台，掘墓人成了外科医生的“好伙伴”。
在远离主城区的地方，那些幽暗的小巷里，饱受饥寒和疾病的人们会默默死去。只要耐心去发现，总能在贫民窟里找到一两具。
掘墓人经常会靠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把明面上“无人认领”的尸体转手倒卖给医院，赚里面的差价。
这里男女老少都有，种类繁多且成本支出非常低廉，只是在质量方面难以保证。贫民生存环境差，往往患有严重的肺炎、恶性腹泻、寄生虫病和大面积的烂疮，死后这些因素会加速尸体的腐烂。
就算是第一时间到手的新鲜尸体，它们也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比如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重度肌肉萎缩，骨质疏松，有时候连嘴里的牙齿都留不下几颗。
质量差总比没有强，Vienna的尸体市场依然活跃。
伊格纳茨对医学满怀热情，为了增进技艺他甚至可以放弃一切。只是男爵的身份让他对掘墓人望而生畏，而且穷人的尸体难以符合他的要求，实在上不了解剖台。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一道填空题，答案就是警局。
警局里的法医是他的老友，以前刑场尸体不够分的时候，伊格纳茨也能从他手里拿到一些东西。当时不违法，但灰色地带的事情终究不太光彩，所以随着自己技术日趋精湛，伊格纳茨已经好些年没光顾那儿了。
现在时代变了，外科技术也急需创新，他必须再去那里碰碰运气。
像伊格纳茨这样的外科名家，即使没有男爵头衔傍身，光靠这张脸和行头就足以表明自己的身份。警局上下就有他的不少粉丝，也常去剧院捧场，进出这里就和回家一样方便。
当然，明星一样耀眼的伊格纳茨很少和粉丝走动，真正能称得上老朋友有且只有一位，穆齐尔。
穆齐尔和他是Vienna大学医学院同期毕业的老同学，由于受不了病人在自己面前一个个死去，他最终选择了为死人说话的行当。远离病人反而进一步磨练了他的解剖技术，甚至磨练出了一种对尸体的别样情感。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来来来，快看看这位美人儿......”
伊格纳茨刚进门，还没来得及说明来意就被他拉去了解剖台。
躺在面前那张冰凉石床上的，就是刚在贝辛格大街被人发现的罗莎。她留着一头金发，身材匀称，皮肤细滑，只是那张因骨骼碎裂而肿胀的脸实在算不上有多美。（1）
好在对解剖学家来说，脸并不重要。
穆齐尔看着只断了一条手臂的尸体，兴奋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三小时前刚送来的，听说是跳楼自杀，脸部着地。还好是三楼，要是再高一点，可就没那么完整了。”
“三楼就死了？”伊格纳茨觉得有些奇怪，“上次那位杂货店老板，不小心从五楼下来也只断了一条腿罢了。”
穆齐尔叹了口气，回想起这位老人家，脸上满是怜惜：“是啊，他身体确实很硬朗。可惜心灵太过脆弱，没能承受住截肢手术带来的疼痛，第二天就死了。”
手术由伊格纳茨主刀，所以这句话的指向性非常明显。
也许是两位老友很久没见面的缘故，一上来就马力全开，把那些陈年旧事全抖搂了出来。
“我需要提醒你，当时没有乙醚麻醉并不是我的错。”
“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场灾难。”
“这不是灾难，我成功切除了他的腿，只用了1分21秒。”
“哈，斯考特先生要不是已经被埋了十二年的话，说不定会拄着拐杖，面带微笑地同意你的想法。”
伊格纳茨听了这些，脸皮忍不住抽了两下眼，侧过脸看向了自己的老友：“如果你调侃我的勇气能善用在医学上，说不定现在也是和我齐名的外科学家了，可惜你没有。”
“是的，我怕了。”穆齐尔语气平淡，早已没了当年的冲劲，“死亡率超过50%的手术毫无意义。”
“那是你的手术，我当时手术的死亡率只有47%，并且经过我的不懈努力，现在已经成功降低到了45%以下。”伊格纳茨列举完这些数字，不忘再跟上一句一锤定音，“我现在是全奥地利手术成功率最高的外科医生。”
见他如此激动，穆齐尔改了脸色，笑着安慰道：“对对对，你比我厉害，行了吧？你有空和我斗嘴，还不如多花点时间看看她，她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伊格纳茨收拾了心情，总算把注意力放在尸体上。
老朋友嘴损了点，但看尸体的眼光还是挺独到的。他上下检查一番后，除了脑袋以外，也确实没发现其他外伤：“她真是三楼跳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