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夔这个来自现代社会的穿越者，对于这样的刑讯逼供，心下还是十分不愿接受的。
但在中国古代，刑讯逼供这种残酷黑暗的法律制度，却是历史悠久，贯穿千年。
早在西周时期，那《礼记?月令》就有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肆掠”指的就是刑讯，仲春之月要停止“肆掠”，也就是说其它时节是允许刑讯的。而到了秦朝的时候，当时的刑讯制度规定：能根据供词追问，不用拷打而得到案件实情的是上策，而用拷打的方法得到实情的则是下策。在审理案件时，必须“先尽听其言而书之”，让犯人充分陈述，把话说完，再根据疑点发问，经过多次追问而仍然欺诈且拒不服罪的，就要依法“笞掠”。由此可见，秦律虽然提倡不用刑讯逼供的办法审案，但也承认了刑讯的合法性。
到了西汉之时，当时的司法机关在审讯中，也和秦朝一样，把犯人的口供作为判决的重要依据，进一步确立了刑讯制度。按汉律规定：如果判官认为罪证确——而犯人却仍不认罪，就可采用刑讯的方法。这种法律制度，自此成为中国审案制度的主要模式，后世的唐宋等朝—，也大多依照汉朝的规定。
当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审问制度比起早先的时代，还是有些微的进步。
比如，在《唐律疏议》记载：“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唐朝由于审判经验的积累，刑讯方法也制度化，如规定拷打犯人不得超过三次。
但是，这样看似带有人情味的法律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十分地缺乏约束力。就连唐朝皇帝自己，也承认司法机关“肆行惨虐，曾靡人心”。而在女帝武则天时，为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统治，她启用了一大批酷吏，刑讯逼供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比如著名酷吏来俊臣审问犯人时“不问轻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在这种威逼下，囚犯“战栗流汗，望风自诬”，许多良善之人被屈打成招，导致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发生。
由此可见，古代刑讯逼供的制度化，不仅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巩固其统治，还与古代的定案方式本身有密切关系。古时候，犯人的口供历来被认为是判决的主要依据，明朝规定“必据犯人之招革，以定其情”。清朝说得就更明白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
但是，这样的制度，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底要怎样才能得到口供呢？犯人如果自愿招认，那自然好；如果不招认，那就必须使用刑讯了。特别是有些特殊案件，上级严限时日催促结案，刑讯逼供就成为必要的手段了。
当然，到了当今社会，刑讯逼供作为是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已从法律条文中加以杜绝。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从这一点来说，应是中国司法制度的重大进步。
在这般痛打之下，玄敬与庆正二人，渐渐地叫喊声越来越小，终于伏趴于地，再无动弹。
见二人再无动静，那不良帅邢行，亦不觉慌了神。
他急急上前，先是仔细地将二人看了一番，便又狠狠地各踢了二人一脚，嘴中大骂道：“你二人休得装死，快快回话！”
饶是他凶狠地连踢带骂，但玄敬与庆正二人，皆是奄奄一息昏死过去，哪里还回得了半句话来。
见这般情状，邢行脸上泛起尴尬之色，向李昌符喃喃道：“禀，禀李节使，看来这二人不经打，倒是这般被昏了过去，也没说出甚鸟话来，真令人气闷得紧哩。”
他这般喃喃禀述，节度使李昌符的面孔顿是愈发绷紧，眉头也愈发紧皱，不过，却是紧抿着嘴，一言不发。
见他这般表情，李夔对其心中所想，却是洞然皆悉。
毕竟，死了一个方丈能慧，对于节度使李昌符来说，也不过是如同死了一只苍蝇差不多，如何去把其母吴老夫人找回来，才是他最为关心的事情。
李夔见他这般模样，便立即上前，对李昌符低声道：“李节度，以某看来，现在某等从这两二人之处，已然无法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想要找到吴老夫人，只怕还得另寻突破口。”
李昌符皱眉道：“那接下来，某等又该如何入手呢？又要去找何人开始查问呢？”
李夔目光灼灼，立即回道：“某等接下来，却有一个人，可以立即再找他来问。”
“哦，是谁？”
李夔凑上前来，对他低语道：“禀李节使，某等接下来，可立即去查那都监庆善？”
李昌符瞪大了双眼：“这庆善，不是这三人同伙中的一名么？你如今要查他，却是何故……”他一语未完，忽有一名不良人，一脸惊惶之色地连声高叫着冲入房中，大声喊道：“不好了！李节度，不好了！”
被打断话语李昌符瞪起双眼：“你这厮慌什么？！什么不好了，你到是快说啊！”
此人一脸惊惶不安，他抹了一把满面的汗水，复颤声喊道：“禀李节度！那，那被关押在看守处的都监庆善，竟与数名僧人一道暴起，打杀了某等数名看守，一路逃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