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之后，杨廷和、蒋冕、毛纪等再上奏疏：“程颐濮议，最得礼义之正，皇上采而行之，可为万事法。
兴献王祭祀之事，今可暂由崇仁郡王主祭，待陛下诞下龙子，则可以皇次子嗣兴王位，改崇仁王为亲藩，如此天理人情皆可兼顾。”毛澄等六十余人合词上奏。
称濮议是最得礼法正宗，如果皇帝觉得，崇仁郡王不配祭祀生父，那可以让崇仁郡王暂时代祭，等到皇次子生后，再封兴王之爵，如此则一举两得。
但朱厚熜依然没有理会，而是咬着张璁所言的，继位非皇太子、皇太弟之礼登基。
甚至还拿出从锦衣卫，得到张璁与杨维聪两人论谈的事情，以汉桓帝为典例，再诏命继续博考典礼，以求至当。
无可奈何的杨廷和，便再次上疏：“舜不追瞽叟、汉世祖不追南顿君，皇帝取法两位圣君为是，何故法桓帝昏昏之君？”
这次朱厚熜也被噎到，舜的的确确非太子登基，而是由尧禅位，可以舜之孝，依然没有追瞽叟，后世如果越过显然有些不讲道理。
至于刘秀则更是没有追封其父，仅仅只是封了南顿君而已，所认之父还是汉昭帝一脉，而非刘发一脉。
有了这两个典例，朱厚熜一时哪怕是抓破头皮，也无法否认。
紧接着毛澄等七十余人也尾随上疏：“孝庄皇帝以社稷授予陛下，虽是兄弟之亲，但于江山继统而言，可谓有父子之道，只不过昭穆相同，不可为世。
从考庙以上，称祖、曾、高，依次加称，古来皆是如此，如何敢有异论？
兴献大王固然于圣人有生人之功，但绝不可以孝庙而称之，不然礼法何在邪？”
“凡礼，无一不是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是如此。兴献王之子惟皇上一人，既已继大统，奉祀宗庙，是以臣等前议欲令崇仁王厚炫主兴献王祀。
兴献王称号臣等前议，圣人应称为‘皇叔父兴献大王’，自称‘侄皇帝’名实。
是以宋儒程颐之说，并非臣等肆意胡言，阻碍圣人尽孝。
本朝之制皇帝于宗藩，凡在尊行止称‘伯父’、‘叔父’，自称皇帝而不名。而今皇上称兴献王曰‘皇叔父’、曰‘大王’又自称名，尊崇之典可谓至矣。
臣等不敢复有所议，因录程颐代彭思永上《宋英宗议濮王礼》及北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诏文，请陛下御览。”
毛澄这回可算是与朱厚熜顶上了，不但不肯重新议定礼仪，反而还拿出《宋英宗议濮王礼》作为例子，甚至嫌濮议不够，还拿出魏明帝的诏文。
如果说濮议只是宋朝议礼，但魏明帝诏命，可是真正规定，明确规定，凡大宗无子嗣，择小宗支子继承大宗者，必须以正统奉公义，不得顾念私情。
接着又举，汉宣帝继位在汉昭帝之后，却加刘进“悼皇考”；汉哀帝以宗藩继位，尊其父刘康为“恭皇”立庙京都，叙昭穆于前殿、并四位于东宫，僭越无度，甚至咎罪师丹……忠谏之士等事情为例，证明昭穆制度不可乱，礼法必须尊崇。
最后明文规定“凡诸侯入继大统，必须明为人后之意，如果敢有谄媚阿上，则皇帝肱骨大臣当诛此人，不得有赦。”
但是如此便算了，曹魏明帝甚至将此诏文放在宗庙，意为万世不可易之法。
如此一来，朱厚熜单凭讲道理，肯定无法讲的过，对于国之礼法早已熟稔于心的群臣。
从明面上看，明朝与魏国没有丝毫关系，用前朝的剑，斩本朝之官，显然是不大可能。
但作为礼法则不然。
礼法由历代相承相补，完善礼法也是古代必要国事之一。
如无名正言顺道理，想要推翻历代沿袭礼法，必然无法令天下人臣服。
恰巧，朱厚熜便没有道理。
朱厚熜只想着找着由头，区分杨廷和党羽到底还有多少，且除了原身所学习知识以外，其余熟悉典礼知识，没有一个能够派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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