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诚求之心，日御经筵，讲求至理，以学养此心，整齐严肃，主一无适，以敬存此心。
延见公辅，亲近儒臣，随侍便殿，时备顾问，以君子维持此心。
则圣心湛然，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终之足患哉？
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以无失今日之机，以无负今日之望，以无泰今日改元之意，则生民幸甚，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慄陨越之至。臣谨对。”
杨维聪读完之后，众人还沉醉在这番，如同圣人叙道般的圣音，久久之后费懋中拍案而起，大呼：“此等文章，此等见识，可谓王佐也！”
哪怕心有不甘的张治，也在此刻不得不心悦诚服。
杨维聪不仅文章写的极好，至于对策更是回答的精妙绝伦。
诚然俗语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然在张治品闻杨维聪策论之后，心中也只有一个字“服”。
从立意而言，张治已然超越自己，更别说对策，同样也是同时期佳作，想要超过杨维聪这篇策论，恐怕这科里面，没有几个人。
心治，何谓心治？即不用法度，而凭主观意愿治理政事。
法治，何谓法治？即运用法度，依照典章成法而治理天下。
与心治、法治问题，春秋战国已有争论。
《韩非子·用人》曰：「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其意则是，废弃法、术而用心治，则尧舜亦不可正一国。
《管子·心术》则云：「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其意则为，倘使天下心安，则天下必然大治。
此二论皆有偏颇之处，但同样也属于至理名言。
此二论核心难题在于，到底是心安之后，天下大治，自然而然能够遵守法度，还是遵守法度，天下大治之后，自是万民心安。
二人此论犹如《管子·牧民》中：「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般。
究竟是等到百姓吃饱，方能遵守礼仪，知道荣辱，还是秉持气节生存下去难题一般。
如果前提是天下吃饱，方能遵守礼仪，且不论这个吃饱界限何人来定，但说如若不知道德伦理，礼仪荣辱，靠着不择手段，倒卖国家资源，投机倒把，烧杀掳掠而吃饱，是否有悖与世之法度？
而且吃饭定义谁来规定，有的人是一碗饭就饱了，有的人吃十碗还饿着，谁又能说了算数？
有的人工资月收入三千，就觉得足够维持家用，有的人成为首富，说他没见过钱。
例如全球国家规定，一人年收入三四千就已经不属于贫困，可人们常识却不是这样，这又该如何判断？
可若是反过头一想，自己即将饿死，难不成还要干坐等死？
这显然也不符合天生万物之德。
于此则变成相互悖论，只能放着无法定论。
同理，到底法治亦或心治？
也无法概括而论。
但杨维聪提议，法治、心治互举，相互弥补其中缺点，认为三代之所以大治，盖尧舜禹三王兼用之功。